韦力对于古书的热爱，不只停留在书案之间。上个世纪90年代，他开始实地探访历史上有记载的一百多个藏书楼和文化史上的名人遗迹，真正地走近中华文脉传承中一个个重要的人与地。
在韦力的讲解中，许多耳熟能详的古人古迹，与“藏书”二字奇妙地结缘：孔子当年为修五经，收集了众多书篇，可以被视为史上藏书第一人；发掘出甲骨文的殷墟，当初是商朝的首都，这些甲骨甲片只有皇帝祭祀搜集才会有，所以殷墟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的遗址；道家的鼻祖老子，是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大量公共图书馆的资源造就了他的思想学问；《战国策·秦策》记载，挂六国相印的苏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可见其藏书之丰，“同时做六国的宰相，苏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古今中外大概也就这么一个人物。他为什么有这么大本事？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藏书造就了人，藏书也造就了思想，这是藏书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韦力总结道。
二酉洞
古人怎么把书运上去的？
真是耐琢磨的一件事
二酉洞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藏书之处。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咸阳博士伏生冒险，用五辆牛车将余书卷藏于二酉洞。西汉建立后，伏生将藏书献于朝廷，先秦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后世。成语“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即出于此。
韦力给大家展示了一张照片，只见碧水之畔横亘着一道青山，山脚和山腰处都被郁郁葱葱的绿树覆盖，接近山坡顶的峭壁上，就是二酉洞的所在。
韦力回忆，这是他寻访藏书楼的过程中最为费劲的一次。当时出租车司机把他送到江边，而藏书洞位于沅江对岸，无路可通，怎么过江呢？韦力按照司机教的方法，站在江边大喊“来船啊，来船啊！”果真来了一艘船，船身之小让人心里直打鼓，划船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收了20元船费，老人把先生送过江，便要返回家中休息。先生问：一会儿我怎么回来呢？老人说：“你接着这样喊，站在江边喊，我就会来。”
藏书洞位于很高的山上。一般山路的台阶，每隔数级会有个平台用于歇息缓冲，可这里的台阶却是一通到顶。爬山的时候不敢向下看，万一失足，会一直滚到山底江边。而相比上山，下山就更为艰险了，只好侧着身一点点走下来。“我当时就是拎着个相机而已。可是古人他们怎么把这个书运上去的？真是耐琢磨的一件事。那就更加感佩古人的不容易。”
可能越是奇幽险绝之处越是引人，有读者也跃跃欲试地想去一探究竟，好奇地询问藏书洞的规模。韦力说，二酉洞很深，自己并未向里走。它的前厅像一个张开的虎口，面积与今天容纳百人的会议厅相仿，如果堆满了书，容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我认为洞里不大可能藏满了书。”韦力这样阐释自己的推断，“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也要留下有用的医书、农书，烧掉的是思想性的书籍。站在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运去的书没有多少。更何况究竟是不是藏在那儿了，还有争议。那既然有争议，我为什么访它？我只是借一个话题来怀念一个潜在的古人，以这个话题来说一段历史而已。这就是我访藏书楼的目的。”
天一阁
只藏当代之书，这个思路很奇特超前
在大家的印象中，书院是讲学的地方，但是韦力说，这是后世的一个小误会，其实书院的设立就是为了藏书。因为里头书多，很多人到那儿去读书，所以慢慢成了读书人聚会的地方，变成了讲学之处，再后来它又变成了祭孔之处，所以出现了书院的三大功能——藏书、讲学、祭孔。其实它的原始功能只是藏书。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于明代嘉靖四十年（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藏古书，只藏当代之书。韦力先生评价，这个思路很奇特，很超前，恰好能证明他有先见之明。
韦力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十多年前，我们骑自行车时总有人发小广告，不管你要不要，就往你的车筐里扔，现在基本上没了。想象一下年后，小广告也许是一种很珍贵的史料，通过它未来人们能够得以知道，原来古人（也就是现在的人）是靠这种发小广告的方式来做商品流通的，这对研究商品流通史是极为重要的。“我坚信咱们没一个人家里留了一摞一摞的小广告，哪怕有人给你塞在门缝中，也早进垃圾桶了。所以范钦的伟大就在于他藏当时的东西，而当时这些东西是没人看重的。就是因为这样，天一阁的藏书跟其他地方都不同，很多书只有它那儿有。就像我说的这个小广告，你们谁都不要，人弃我取，这是收藏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韦力说。
天一阁规定，外人不得入阁。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有幸成为外姓人登阁第一人，此后，仍只有一些真正的大学者才被允许登天一阁参观。当年有一个爱书的女子，特别想进阁看书，她想，既然不允许外人进入，就把自己变成“内人”。她想办法嫁给了天一阁的一个后人。没想到，天一阁的后人分为六支，每支都拿着一把钥匙，六把钥匙集齐才能入阁看书。女子嫁进来后依然无法登阁，郁郁而终。天一阁家族的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感动，把她葬在了天一阁旁边，让她去世后守着这个阁。“这个墓在上世纪50年代被拆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爱书爱到这样的女子，我也觉得是很少见到的。”韦力先生慨叹。
百宋一廛
已经作为历史遗迹被恢复
中国的版刻虽然发明于唐代，但是到宋代才普及，所以宋版书就成为业界追求的目标。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对宋版书最为推崇，藏宋版书达百余种，专辟一室而藏之，曰“百宋一廛”。
黄丕烈把自己的各种经历，包括个人的藏书爱好一一写入书跋中，产生了一个文体。“学问家认为这是一些闲话，但是后世对它的喜爱程度越来越强，都以藏有多少部‘黄跋’为骄傲，你说你是藏书家，别人都会问你家有几部‘黄跋’呀？你说一部没有，好像很抬不起头来。”韦力介绍，“黄跋”上世纪50年代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到现在为止，在25年的拍卖历史中，真正的“黄跋”出现在市场上不超过五部，可知其珍罕程度。以前市场价七八百万元一部，现在大概在千万元左右，由此也可以看出市场对这样的藏书家是何等的认可。
韦力展示了自己年和年去黄丕烈藏书楼“百宋一廛”拍摄的照片。“当初这里是苏州丝绸厂的地方，不让人进，最后几经周折，找到当地领导才让我进去，但是还跟着一个保卫处的人，告诉我你只能站这儿拍啊，你只能拍这个啊……现在‘百宋一廛’已经作为历史遗迹被恢复了。”
嘉业堂
不要忘记
曾经做出这么大贡献的人物
中国现存最大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的嘉业堂。南浔是湖州下属的一个镇，曾是江南最富庶之地。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首的南浔富商（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不达五百万者则譬之曰‘狗’），其财富占了中国当时财政总收入的四成左右。嘉业堂的主人刘承幹，就是南浔首富、四象之首刘镛的孙子。鲁迅文章中曾经谈到一个“傻公子”，说的就是他。
嘉业堂为刘承幹年所建，以收藏古籍闻名，鼎盛时期有五十余万卷。“刘承幹除了大量收藏古书，还自己编了一部书——《碑传集汇补》。因为特殊原因，他虽然勘刻了大量的稀见书籍，自己唯一的著作反而没有出来。这个手稿，总共30册两箱，现在在我家。这个书应该弄出来，我们不要忘记做出过这么大贡献的人物。”韦力说。
在韦力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嘉业堂是座回字形二层楼房，中间的院落很大，中厅作为晒书之用，“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高悬，是清朝宣统皇帝所赐，“嘉业藏书楼”正是因此而得名。“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匾额？因为修建光绪皇帝的崇陵时，整个山上的绿化、营造，全部是刘家出资的。”
在韦力寻访的历代藏书家中，家资巨万者并不鲜见。例如明代的汲古阁主人毛晋，家有17万亩良田。他曾在家门口挂出招牌：“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以高于市场20%的价格收书，从这点能看出此人爱书到何等程度。民国时期的收藏家陈澄中、潘宗周，也是有名的银行家。“可以直率地告诉大家，历史上的大藏书家，其实都是大有钱人，不是一般的有钱。我们换个角度想，传统文化既然这么优秀，如果它到今天还贱烂如泥，其实是对文化的不尊重，所以它应该有价值。”韦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