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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4/9/2 1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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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的困局10:50来自湖南湘江新区

端午节前一周,随“石头记”线下读书会赴怀化溆浦游学。汽车穿行湘中大地,穿过湖南中脊雪峰山脉,即进入中国大陆第二梯级台地。溆浦位于雪峰山阴,是第二级台地的桥头堡。车辆洞穿隧道群,眼前的溆浦盆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天高云淡,令心境不觉“豁然开朗”。当代人多是沿长芷高速、湘黔铁路、沪昆高铁风驰电掣般赶到溆浦。两千多年前,楚国三闾大夫屈平舟行千里,从郢都出发,渡荆江、闯云梦、溯沅水、入溆水、穿思蒙,一路风餐露宿、坐观松涛、卧听猿鸣,涉江远行,亲临溆浦。这一路,或可称为“流放”,也可美曰“放飞”。无论初衷如何,这一行,均给荒僻之野开启了文明之光。在这片尊崇盘古、蚩尤诸神,刚刚走出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屈子特立独行的行在、慷慨激扬的演说、行云流水的辞赋,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心灵深处的记忆和震撼。于是,在罹患洪水的大江口——溆水汇入沅江的入河口三角洲地带,一切都已残破,唯有屈子祠仍然屡屡翻修。祠前古老的祭祀依然是巫风傩韵,端午龙舟和枕头粽据说都是为了纪念投江自尽的屈原。人们记住这个是否真实存在的人物,更多的是由于他留下来的那些或洋洋洒洒或韵律优美或飞扬不羁的文字——《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这些篇章组成了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文学的渊薮。在大江口屈子祠的一面白壁上,用繁体汉字书写着屈原的作品——《涉江》,重读楚辞确实有一种热血贲张而又玄幻漂渺的代入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古往今来,相对于才华和能力,人们更看重一个人的外表和第一印象。“相由心生”,高贵的气质和华丽的服饰更能体现精神的层次和阶层的分野。屈原在《涉江》中,开宗明义地向人们炫耀自己琦丽多彩的服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屈原的诗歌,总是刻意地强调自己的贵族出身、高贵气质和超人能力。《离骚》开篇强调自己是五帝之一“高阳”的“苗裔”。祖上曾经是那么的“阔气”,虽然现在已经“草木零落,美人迟暮”。“屈原”如此地骄傲,但仍有许多人对他是否真实存在于历史持怀疑态度。先秦文献没有对他的点滴记载,后世的一些史书如《资治通鉴》也没有对他的记录。司马迁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首次详细记载了“屈原”的行止,但缜密如太史公,在同一部书中也存在细节上的矛盾。《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三十年,秦昭王邀请怀王赴秦国武关会面,共商结盟大计。在楚王廷议时劝阻怀王秦国赴约的人是“昭雎”,并没有出现“屈原”。但是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述同一件事时,在朝廷上与子兰针锋相对,劝阻怀王的人变成了“屈平”,即“屈原”。胡适先生称“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类似,“屈原”的事迹是后人的“发明”。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也不无道理。历史需要事实,但回忆宽容假设。在溆浦和楚地人们的心中,“屈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人们更愿意将屈原视做中华文化的标志和华夏精神的图腾。人们相信,从云梦泽北岸不远千里溯沅而上,给这片洪蒙初开的蛮荒之地带来文明曙光的是屈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在思蒙峡谷边的吊脚楼中“问天”“求索”的是屈原;在汨罗江畔“弹冠”“振衣”,“怀瑾握瑜”,与渔夫对答,怀沙自沉的是屈原……说到怀沙自沉,人们不禁哀婉叹息于屈原。贾谊流放长沙国时,专门到汨罗江边凭吊屈原,所做《吊屈原赋》更多的是贾谊对屈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司马迁在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后,对屈原的志节感到悲凉。但司马迁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以屈原的才华和盛名,在楚国灭亡之际,离开楚国,游走于其他诸侯国再求得荣华富贵,“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用得着投江自杀?!当时的许多大才,张仪、苏秦之辈不就是如此“朝秦暮楚”的吗?!但果真如此,屈原就不成为屈原,他就真会湮没于历史长河。屈原不仅是一个热爱楚国的士大夫,更是一名行美政、心怀民生的儒家君子。相对于楚王的名声和楚国的衰弱,他更在意的是“民生”。《离骚》通篇充盈着屈原追求“美政”的民本情怀。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念兹在兹的是多灾多难的民生。他最大的希翼是“民生各有所乐兮”,唯有如此,“余独好修以为常”。他上下求索,在尘世间没有出路,本想“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准备“驾八龙、载云旗”直指西海而去,但是他最终还是“蜷局顾而不行”,不舍的是身处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之所以“瞻前而顾后兮”,乃是由于“相观民之计极”。战国时期,横行于大争之世,得到君王认可的治国理政思想是法家。屈原在现实政治中主张“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政治理想“美政”实际就是儒家的“仁政”主张。儒家主张“克己复礼”,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要破解现实的困局,需要回到远古时期去寻找答案。屈原等儒家尊崇上古时的贤臣明君,“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在他看来,“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远古的尧舜时代已经找到了治国理政的正道,那时君民平等相处,政权更迭通过和平禅让,用不着权谋杀伐。然而,他的政治和思想主张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以美政和仁政为代表的儒家虽然在西汉开始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在战国时代已经没落。礼崩乐坏的现实社会中,儒家治国有术而强国无门的现实困境,被崇尚武力的君王和权臣们揶揄为“腐儒”。当时的国王中,没有一个是行仁政的,甚至没有哪个国王口头认可儒家思想。屈原自身也渐渐失去了楚王对他的信任,楚怀王“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楚国也随之“亡国破家相随属”,“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怀王)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屈原哀叹:“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儒家文化的没落,精神寄托的消靡,使他陷入了精神困局。屈原之死,根源在于文化认同的错位、精神支柱的塌陷和“理想国”的崩盘。从一定程度上说,屈原的困局是现实困局,更是精神困局。屈原怀沙自沉,既是殉国,更是殉道。世事变迁,山风水月永恒。在溆水的微波中,斜阳在江面洒下满屏的金黄!夕阳西下,留待来日的喷薄而出……

◎供稿:郭丁文

◎校审:刘武赵英杰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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