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冰
地域歧视，源远流长。
中国地大物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往往以地域作为区分不同人的标签。地图炮便也应运而生，难以避免。
一、先秦：宋国是公认的「开心果」
先秦寓言中，但凡说到愚蠢可笑之事，多冠以「宋人」的名号。孟、庄、韩、吕这几位先哲虽然学术见解及政治主张大相径庭，但在对待宋人的看法上，态度却出奇地一致——宋人即愚人！
《列子》说有宋国人在冬天里晒太阳，觉得很舒服，便想把这个「享受秘方」献给国君，并自信能领取重赏;《庄子》里，宋人擅做衣帽，就去越国经营，结果越人都是剪发的纹身汉，根本用不着衣帽，因此惨遭赔本;《韩非子》中还有宋人不听邻居未雨绸缪的劝告，结果家中被盗，他反而怀疑盗贼就是好心提建议的邻居……
还有以下经典案例——
《孟子公孙丑上》：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韩非子五蠹》：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
宋人大多被描述成浑身冒傻气的形象，即便精通某门技艺，也掩盖不了他们在重大问题上搞不清楚状况的笨拙。
宋国历史悠久，相对富裕，地理优越，文化也发达，可还是免不了地域偏见。委屈的宋人不免要问：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目前推测这些诋毁主要是因为政治排外。
当时周朝的诸侯们，大都是王室宗亲，或者是功臣勋贵。虽不时之间有小矛盾，但插科打诨还是不便撒在亲友身上吧？
但宋国有些例外——他们是商朝后裔，始封君为帝乙长子、纣王庶兄微子启，也就是多数诸侯国曾经的共同「敌国」。这样，成分不好的宋人们就难免被周家人一起鄙视了，所有的丑事都被冠在其头上——
另外也有宋国人自黑的原因，最经典就是「宋襄之仁」：
周襄王十四年（前年）冬十一月，宋、楚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当时楚兵强大，大司马子鱼劝宋襄公趁楚人渡水之时截杀之，此时襄公却大讲「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才可攻击；当楚军上岸时，子鱼又劝宋襄公趁楚军此时阵型尚未摆好之际袭杀，襄公再拒。等到敌军渡河摆好了阵势，宋军才发动进攻。结果宋师大败，襄公也被射中了大腿。次年夏，宋公因重伤而死……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宋国相邻的郑国也难免被诸国奚落，例如郑人买履。
另外，楚人是中原人士心中的蛮夷，也被地域歧视的重点对象。
《吕氏春秋·察今》：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又：
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此外，还有画蛇添足、买椟还珠、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等等。
楚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你们不是笑话我们吗，那我们就兵戎相见，遂灭国五十八……
二、汉朝：二百年关东、二百年关西
刘邦取得政权后，定都函谷关以西的长安。自古以来，函谷关以西，也即关中，经济文化发达，相当于现在的北上广深。而在函谷关以东，则被成为关东。
为了打击王公贵族，巩固中央政权，汉朝政府进行了几次较大的移民，一是天下郡国豪强，富贾商人，俸禄二千石的高官家庭迁入关中，进行管控；二是移民戍边，这基本是贫民，灾民，甚至一些罪犯，在边陲地区开荒定居。
当时，近乎全国人都以自己属于关中为荣，瞧不上关外的人，还说关外人多出鄙儒。
楼船将军杨仆，关外宜阳人，对自己的籍贯深以为耻，虽然他的家乡离函谷关不远。杨仆平南越立下大功，上奏汉武帝请求将函谷关东移以扩关中，且为抬升籍贯甚至愿担负经费。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杨仆还真的就自掏腰包于三百里外修建了新的函谷关，从此土豪杨仆变成了「关内人」，多了无限的慰藉。看来，关外官员为了推动函谷关东迁是蛮拼的。
▲今函谷关城楼不过，到了东汉时又发生了反转。洛阳因地理优越、易守难攻而成为新的首都。这下关东人又开始瞧不起关西人了，嘲笑关西人都是舞刀弄剑的莽夫。
三、晋朝：从东吴笑柄到江南大族
西晋时，江东双秀陆机、陆云拜见北方人刘道真。刘道真「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直接把才华横溢的吴郡哥俩当做了乡野村夫……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晋中宗司马睿初到江南，被南方土著视为流亡领袖，其代表的江北侨族，因为初来乍到，便以一种谦恭的姿态与江南土著相处。
然而，江北侨族不久之后便开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江南土著，仗着自己文化水平高，政治势力强，硬是活生生抢夺了一部分由本地土著把持的权力，南人则迫于形势一退再退，既得利益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这也是江北侨族与江南土著博弈的开端。
三定江南的周玘，是江南土著的代表，在江北侨族的挤压下步步后退，以至于被活活气死。他在临死之前，告诉儿子周：「杀我者诸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粗鄙之徒。周玘对于北伧的压迫，含恨而终。
江南陶侃被王敦逼得无法继续在州混了，要不是亲家周访从旁相助，陶侃恐怕性命难保。在当地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的陶侃，只得黯然离荆南下广州。
不久之后，江南土著的杰出代表顾荣也病逝。
这三位江南土著重镇的失势，意味着南人全面衰落的开始。
▲魏晋世族分布图面对江北侨族的咄咄进逼，江南土著开始反击了。
晋中宗想削弱周氏，于是给袁琇发了一张吴兴太守委任状。袁琇也是不知死活，兴冲冲地去履新，但没过多久就被尊崇父亲复仇遗命的周勰派人杀死。
面对周勰如此大逆不道，朝廷却不敢深究，不了了之，新任吴兴太守则由周的弟弟周札担任。
王敦扣留了陶侃，派堂弟接任荆州刺史。结果呢？王廙刚到荆州，马上受到当地将领的武装抵抗。
王廙比袁琇幸运，因为王廙的背后是强大的王氏，所以他保住了性命，但也仅此而已。
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王氏尚且会受到如此待遇，其他北佬的遭遇怎样就不用细说了。
不过江南土著之间也非铁板一块，时有矛盾。
所谓的东晋帝国，其实只是一个由江北侨族和江南土著共建、互斗的政治军事大联盟而已。
四、唐朝：科举录用的不公平
隋唐继承南北朝重门的传统，崇尚世族门第。唐朝是官僚社会，新的权贵又借重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姓氏地位而成新门阀，集门阀优越和官位荣耀于一身。新旧门阀士族带来的地域歧视观念，甚至对编选唐诗都产生了影响。
《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陋。」太宗善其言。
即如张九龄在朝为相，面对唐玄宗讥讽「卿有何阀阅」之时，也自卑「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袁州在唐时属江南西道，治宜春，并不偏远，先达讥讽卢肇，轻蔑袁州，明显带有地域歧视色彩。
唐朝秀才考举人，各地考题都差不多，时间也一样，录取率却有天壤之别。首都长安的举人录取率竟然是河东的十倍以上，陇右的三十倍以上！
当年柳宗元送别一落榜考生，赠言里有：「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指的就是唐朝录取政策存在地域歧视，首都极高，其他地区极低。
柳河东还造了不少带有成语，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域黑。
粤犬吠雪：《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苑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
被韩昌黎评价「大放厥词」（原是褒义）的柳河东原是「地域歧视」大师级人物，不但嘲笑少见多怪的「粤犬吠雪」，还发明了「蜀犬吠日」、黔驴技穷等成语，至今上述地方人士还偶尔因此抬不起头。
五、宋朝：官方的地域歧视与逆转
大宋开国所用将相几乎都是北方人，宋太祖赵匡胤甚至说“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
宋家王朝说到做到，开国五十年内无南人位列宰辅。景德四年（），宋真宗欲用江西人王钦若为相，宰相王旦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只得作罢。
王旦死后，王钦若才得以官至平章政事，逢人便恨恨地说：「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然而，王钦若真的是一名奸相，还弄出了「五鬼用事」的丑剧。
当时，南人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积极参与宋真宗伪造天书举行封禅大典的行动。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浊乱朝政。「五鬼」当中，新喻人王钦若才智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的关键人物；而苏州人丁谓有才无德，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充当迷信活动的后勤总管……
这些的恶行进一步坐实了「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人高度一致。
大宋帝国开科，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但「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
例如，有刚直君子之称的重臣就极力反对让南方人参政。抚州才子晏殊表现优异，得「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寇准仅仅因为晏殊是江南人而反对提拔重用：「殊江外人！」；临江人萧贯当中状元，寇准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萧贯当不成状元，寇准逢人便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显示出宋朝廷在选录的过程中极力倾向北人。
熙宁变法，南北党争激烈。针对临川人王安石的北派领袖运城人司马光曾启奏宋神宗：
「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北宋后期，北人反有「沈抑之叹」，这是因为江南经过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国家的经济重心已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加上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迁，令江南人口稠密、物象繁华。北宋统一南方之时，南方人口已两倍于北方。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朝廷不得不考虑提升南人政治地位，并意识到南方士林爱好文学的习气更符合偃武修文的帝国国策。
从此，朝廷任命宰相再也不地域歧视，任宰相的南方人逐渐增多，以至于很快超过了北方，而到了南宋则发生度的大逆转，宰相凡六十二人，其中南人竟五十六人，北人仅有可怜的六人。
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政局逐渐安定下来，对于北方来投奔者，朝廷普遍呼为「归正人」，欢迎但不可大用，著名的大诗人辛弃疾便成为这种地域歧视的受害者。这些颠沛流离的北人，怀着国仇家恨，欲助宋室反攻，但备受歧视多郁郁而终。风水轮流转，南人开始歧视北人了，宋太祖定下的「国策」竟被翻转。
可南宋却为这「逆转」的地域歧视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刘整（－年），字武仲，陕州凤翔（今陕西宝鸡）人，曾投宋抗金，因积累战功成为驻守边防四川的猛将，然而他的性格有些桀骜不驯，又是「归正人」，因此遭到其他宋室宿将夏贵、高达、王坚等人的歧视和嫉恨。
宝祐六年（），蒙哥汗率十万大军攻四川，刘整在卫城泸州坚守，但在蒙哥被射死，蒙军被迫撤退后，他仅被评为下等功。景定二年（），刘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在投诉无门下毅然率部众以泸州全区辖境投降，受忽必烈册封为潼川汉军都元帅。
至元七年（），刘整替蒙元造良舰、练水师，并与征南大元帅伯颜围攻襄阳。
现代史学家王曾瑜曾感慨：「宋元战争后期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是降将刘整。」
六、蒙元：以地域歧视为表，行民族压迫之实
四等人制，是近代部分学者对蒙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概括。当时，元帝国将地域歧视改造成新的版本，即按照其征服地域的次序，分为草原本部蒙古人、中亚为主色目人、中原汉人、江南南人四等。
「四等人制」的说法源于清末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清末民初，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元四等人制度被广泛引用，且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如史学家钱穆的《国史大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
如果说北宋中期以前官方性质的地域歧视影响了很多南人的仕途经济，那蒙元则把地域歧视演变为民族压迫的幌子，也就是一种加强版。他们以地域歧视为表，行民族压迫之实。似乎他们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你们越早顺从便越会享受到地域优待！
终元一代，全国上下达鲁花赤（地方首长）的族群结构变动不大，都是以色目人为主，蒙古人为辅，由色目取代了蒙人应担任的官职，而南北汉人皆难任。达鲁花赤所代表的政治特性从未有过根本改变，司法不公、长期废科也加剧了社会底层汉人的悲惨和愤懑。
汉人和南人就在极端的民族压迫和地域歧视下挣扎、再挣扎，等到「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振聋发聩，便揭竿而起，最终将蒙古人赶出了中国！
七、大明：南北榜案及户部排外手册
洪武三十年（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
放榜之后，大家一看，北人一名未取。诸多北方考生笃信刘三吾为湖广茶陵人，定是照顾其乡亲。明太祖朱元璋大怒，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等人重新阅卷，明察秋毫。
张信回覆朱元璋，刘三吾判卷确实无错。
有人又上告，刘三吾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
朱元璋怒不可遏，训斥大部份官员是胡党或蓝党，将张信与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命八十五岁的刘三吾戍边。
之后，朱元璋亲自主持殿试，再选六十一名进士，都是北方人，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统一形势发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彰显了明太祖打击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贯政策，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遂成定制。
明朝有一非常奇怪的地域歧视政策，几乎所有皇帝都严格遵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即「洪武二十六年令江西、浙江、苏松人毋得任户部。」
《正德会典》卷二《吏部一·选官》再说：「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万历会典》卷五《吏部四·选官》也强调：「凡户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准，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只有内阁官员兼任户部官员不在此列。
《广志绎》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作者王士性，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是个旅行家，游遍四川、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对于这些地方的的风土人情，耳闻目睹，详加记录。
王士性的地图炮就多了，他认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北京人易暴富易破产；「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多妖姬丽童，其人亦狡猾足使」；「庆阳缘边人善蛊术」；「吉安夙称节义之乡」等等。
他还认为不同地方的人适合从事的职业也不同：姑苏人适合写写画画，但不适合玩雕刻，因为雕刻的纹样太俗，糟蹋了好紫檀、好花梨；金华、衢州的人适合做衙门的杂役，因为勇武刚健，性格较强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去诉讼，能镇得住场……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八、满清：地域歧视无处不在
玄烨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十一月初十在晋南说：「山西风俗过于悭吝，虽极殷实，亦不顾贫窭之亲友。即客至，亦不留一饭，果其饮酒赌博罔行浪费固为恶习，如用之得当，亲友互相资助，可为费乎？节俭虽为美事，太过则亦未必为善也。」身为外族的玄烨都认为晋人过于节俭以至吝啬，并不可取。其实，满洲皇帝给山西人贴的地域标签，还算中肯，但是这种标签一经带回京师，晋人「富而抠」的特性便不胫而走了，进而引起了全国针对晋省的地域鄙夷，至今仍有留响。
汉人内部也存在很强的地域歧视。颇负盛名的学者窦光鼐在主持浙江乡试时，以《孟子滕文公上》之「南蛮鴃舌之人」为题激起了考生公愤。
据说窦光鼐最末不得不作《别蛮诗》，“馆阁居官久寄京，朝臣承宠出重城。散心萧寺寻僧叙，闲戏花轩向晓行。情切慈亲催寸草，平抛朋辈劈飘萍。生身盛世诗书史，蛮貊氓民慕关名。”令考生用方音诵读，结果无一人能够读得下来，风波才得以平息。
这首诗的每一句声母都完全相同，且多卷舌音与切齿音，如同绕口令一般，难怪很多南人无法以方音读。此事反映了齐鲁之人对「南蛮」的鄙视。
地域歧视，在古代交通不便、交流不畅的背景下，有其自身的道理。「一方水土一方人」，每个地方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和处事法则，这是无可厚非之事。
如今，科技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地域歧视应逐渐消弭，「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善哉斯言！
参考文献：
1、等，《旧唐书》；
2、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3、脱脱等，《宋史》；
4、张廷玉等，《明史》；
5、吕毖，《明朝小史》；
6、王士性，《广志绎》；
7、薛福成，《庸庵笔记》第一；
8、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六《忽必烈可汗》；
9.《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