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的《我不是药神》点映以来，
以9%的排片，
获得了1亿的票房，
豆瓣评分9.0。
上一部超9分的国产片，
是《无间道》。
在这场黑色幽默的结尾，
没人笑得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在电影里，
看到了没有光环护体，
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己。
顾客和程勇等人理论药效
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呀？每日生活已经如履薄冰，一场大病就可以夺走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
我们怕死，怕痛，怕走了孩子没人管，老人没人看，怕花了这么多钱自己还是撑不下去，但是，只要有希望，我们还是想要活下去。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生病自由
是国人的特色奢侈
失业、买房、看病是中国人的三座大山。
房可以不买，工作可以再找，但是病不能不看。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们人人自危，看似“不碍事”的流感足以让一个北京中产家庭元气大伤。
更不用提一场疾病会给每个毫无根基的北漂沪漂们怎样的打击了。
网约医院来说形同虚设，医院发现前面已经排了一百来号只能一拖再拖时，说不失望是假的。
朋友韧带撕裂、肌肉萎缩严重需要手术，手术床位要排到一个半月后。还在读书的他买到一张的黄牛专家号那一刻，决定毕业回家工作。
同事女友半夜突发急性肠胃炎，陪同挂号，被告知最快隔天才能做检查，看着满头冷汗说不出话的女友，他马上打车去了医院。
医患关系紧张、医护行业工作强度和收入不匹配的医疗体制现状下，挂号难、专家门诊一号难求，住院床位紧张的就医现实似乎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合理不等于可以理解和原谅，毕竟生命禁不起冒险和等待。
因吃不起高价药病情恶化不治身亡的吕受益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医疗知识普及的高门槛，使得普通人医院，人性的黑暗和行业不透明又增加了人们的担忧。
更别提总有人用言语和行动，对你暗示着“看病还得找熟人”的约定俗成。
病痛袭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才是摧毁你对一座城市、一个体系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在分配不均、供需失衡的医疗资源面前，只有病人才是唯一的受害者吗？
生存面前
谁都不是真佛
一个入职一年的住院医师，一个月的待遇是多少？
元。
想到读医学专业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考取医师资格证付出的努力，压抑的工作环内容和承受的精神压力。如果你是这位医生，你会义正辞严拒绝病人家属塞来的红包吗？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可以做到。
正版“格列宁”生产商
在天文房价和物价面前，他首先是需要生存的普通人，其次才是医生。
没有高薪作为报酬，谁也不愿意假崇高。
制药行业也是如此。
各种抗癌药、肿瘤靶向药价格高昂，且不在医保范围内，普通家庭根本无力负担长期治疗所需的巨额药费。
既然是救命药，为什么医药公司不能把价格定低一点？
这是由专利药物的研发过程决定的。
图片来自《“格列卫—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刘乔飞）
《药神》中程勇所走私的抗癌药“格列宁”，真实名称叫做“格列卫”，它的药效就如电影中宣称的那样，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率达到95%。
但如任何一款“天价药”一样，“格列卫”的研发成本极其高昂，从病因“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研制合成药品并临床试验成功，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其总研发费用达数十亿美元。
图片来自《制药经理人》杂志
药种的特殊性使其需求量相比普通药物过低，要承担销售额亏损的风险。再加上进口关税，药物价格过万有迹可循。
所以在我们日常抱怨医药行业暴利时，也应该明白，药物是不能以研发成本来定价的。
“一颗药的成本是5美分，但为什么要卖美元？”“因为那是第二颗，第一颗的成本是50亿美元。”
看似伤天害理的现象，背后原因是最简单的市场规律，只是在生死面前，人们无法客观冷静。
医药公司从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盈利机构。
换句话说，正是高利润推动了药品研发与医学进步。
如果以远低于成本的低价出售抗癌药物，还会有医药公司花费巨额费用研制新药吗？
如果医生坚持不求回报、救死扶伤，还有人愿意做医生吗？
一时的低成本服务可以救一个人，但却无益于行业整体的良性循环。
没有秩序的道义，救不了未来，也救不了全人类。
秩序和生命
哪个更重要？
在现实中，电影所呈现的这种“维护个体权利or遵守社会秩序”的道德两难问题太常见了。
不仅仅是药物走私，高昂就医成本和老百姓经济能力的冲突下，黑色产业链的催生简直是必然。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早在年，医院外来就诊患者便达到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而这些来北京、上海等医疗水平发达地区“看病”的外地病人绝大多数无力承担高昂住院治疗费用。
医院附近的小街胡同里，盘踞着一个个破败的家庭住宿宾馆，这些宾馆的用户群体大都是病人及家属，它们有个统称——“癌症旅馆”，一晚的价格多在40-元不等。
尽管这些不正规的小宾馆连卫生安全标准都无法保障，但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这些旅馆却给人以安全感：价格低、离医院近。
省钱、方便，就能续命。
那些游荡在法律边缘的群体，往往离绝望也很近。
在医保跨省异地就医政策推出之前，异地就医大多是不能报销的，于是有了医保盗用、高价贩药这些“发黑心财”的违法行为。
一些绝症患者利用自己购买特殊药品的权限，从医院购买相关药物卖给药贩子进行倒卖；药贩从本地市民手里低价收药，再卖没有医保的外地病人。
外地病人负担不起医药费用，只能从药贩子手里买非法途径的低价药。
药贩子说我赚了钱，但我也救了命；病人说，我违法了，但我只是想活下去啊。
这个逻辑和电影里程勇的初衷一样：我赚钱，你活命。
程勇与通过海路帮他运货的印度厨子
在生死面前，活下去是唯一的道德。
这也是现实中陆勇案最大的争议点：
秩序是为了保障人更安全、更有尊严地生存，但某些时候它恰恰阻碍了人的生存。
秩序的推进、体制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大多数病人等不到那个时候。
《药神》的结尾，程勇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只能解一时之急，脱离了制度的保障，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普度众生。
审判的最后，程勇那句“我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吧”，既像是一句对无奈现实的叹息，也是一次发自内心的祝祷。
《药神》影片原型：当年热议的“陆勇案”
陆勇，江苏无锡一家针织品企业老板，年被查出慢粒白血病，尽管曾经是个收入不菲的私营企业主，但面临高昂药价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不得不选择来自印度的仿制药。年8月，陆勇在病友群分享了这种仿制药，随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病友让他帮忙代购，人数一度达到了数千人。
年3月，陆勇因使用网购的信用卡，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药，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戏剧性的是，当陆勇被抓后，数百名病友联名为他求情，请求司法机关认定陆勇无罪，他们中既有大学教授，也有普通市民。年2月，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做出最终决定，认为陆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
影片根据陆勇的原型做了适当的艺术化创造，一颗小小的药丸，在普通人眼中或许平淡无奇，但对患者而言，却意味着生命。《我不是药神》中的“天价药”戳中了很多人的生存痛点。谁能保证自己或家人一辈子不生病呢？
看过电影后或许你会问，影片中的白血病，到底有多可怕？为什么“格列宁”会成为“天价药”？现实生活中，那些白血病患者怎样面对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医院血液科主任金洁教授、药学部卢晓阳主任药师，以及一位患慢粒11年的患者。
这曾是一种平均生存期
只有3-4年的疾病
格列卫的出现让患者
有了长期生存的可能
“我还没来得及看这部电影，但身边已经有好多人来推荐了。”金洁教授说，为了普及电影之外的干货，她在接受采访前特地去网上搜了一下《我不是药神》的简介。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种病症，临床上称之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白血病中的一种。
和老百姓熟知的白血病不同，慢粒起病慢，大部分患者往往是在体检或手术前无意中发现的，只有少部分患者早期会出现乏力、左腹脾脏肿大等症状。然而，一旦当慢粒进入急变期，患者的状况就会急转直下，很快就会死亡。据统计，全球每年所有的新发白血病患者中，约15%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影片中的药物“格列宁”，实际其通用名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一种由瑞士某制药公司生产的进口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靶向药，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正式投入临床使用是在年初，它的出现大大地延长了慢粒患者的生存期，甚至可以长期存活。以前，慢粒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只有3-4年。”金教授说，可以说，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是上个世纪开发的最成功的肿瘤药物，也由此开启了靶向药物时代。
金教授还说，随着甲磺酸伊马替尼片的广泛使用，全球关于慢粒的治疗指南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指南推荐的首选治疗方案是骨髓移植，其次才是用药，但后来变成首选药物，其次才是骨髓移植。因为，相比骨髓移植，药物的副作用更小，效果也更好。这也意味着，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对患者而言就是“救命药”。
然而，多年来高昂的药价确实让不少慢粒患者望而却步，66岁的陈阿姨（化名）就深有体会。
患病十余年
她每天都在期盼药费能降一点再降一点
陈阿姨，家住杭州，年5月，她因体检发现白细胞高，后在浙大一院确诊为慢粒。那时的她刚退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多元，女儿正在读大一，老伴又下岗了。“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蒙掉了，我不可能不让我女儿读书的啊。当时，从医院出来走过西湖边的时候，我都想跳进去了。”陈阿姨说。
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陈阿姨终于凑齐了购买一年甲磺酸伊马替尼片的钱，元。“慢粒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要常年吃药的，每天吃四片（每盒60片），等于一个月要吃两盒（那时一盒元），这样算下来一年要20多万（28元），我们哪里吃得起啊。”陈阿姨说，虽然和其他省市相比，杭州市医保还是不错的，可以享受“6+6”的购药模式，即，买6个月送6个月，买的6个月医保可以报销60%，等于她每年只要负担元的药费，然而，这对她来说仍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时候我和老头儿两个人的退休工资加一起都不到3万，等于是赤贫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能不吃啊。”陈女士说，她也曾听说过印度的仿制药，也有病友去吃过，但她不敢吃，一方面是担心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去哪里买、怎么买。
年的“陆勇案”对陈阿姨触动很大。她说，都是同病相怜的人，这些年如果不是亲戚朋友的帮助，她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药费能降一点再降一点，每次病友群里一出现关于药费的事情，她就会异常兴奋。
年9月，得知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在内的15种高价药纳入特殊药品大病保险支付范围时，陈阿姨高兴坏了，她说，虽然那时候她已经开始享受受“3+9”的购药模式，即，买3个月送9个月，比早几年便宜了很多，但纳入大病医保后，随着报销比例的增加，她每年只要承担元就够了，这意味着，她可以不靠亲戚朋友就能负担这笔费用了。
陈阿姨坦言，她是个好面子的人，虽然这些年亲戚朋友都是毫无怨言地来帮助她，但她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感觉欠人情，每天需要靠人施舍过活。
如今，11年过去了，最让陈阿姨高兴的是去年11月的变化——那个月，她正在吃的甲磺酸伊马替尼片被纳入了杭州市基本医保，这样一来，她每年的药费只要10元左右。“那天，我真的特别高兴，去找金主任（金洁教授）复查的时候，我就和她说，盼啊盼，总算在我没死之前就盼到了。”陈阿姨说，这两年，她和老伴的退休工资也涨了一些，所以，日子也相对好起来了，她很感谢政府对他们一直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