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医院门口。新京报记者付子洋摄
去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将代购印度仿制药为癌症患者“续命”的情法困境，带入了舆论视线。反观现实，这类困境依旧存在，但跟电影中程勇喜获“免于起诉”结局不同的是，现实版“陆勇”们的命运多了些不确定性。
3月19日，新京报题为《聊城“假药”罗生门：是药不对症，还是恩将仇报？》的报道，就呈现了几个人被“假药”（印度仿制药“卡博替尼”）推进命运漩涡的遭遇。
据报道，年2月25日，山东卫视名为《聊城：主任医师竟然开假药》的节目，“曝光”了医院主任医师陈宗祥为癌症患者王大爷推荐了“卡博替尼”治病，病人去世后，家属王玉青等医院产生纠纷一事。此事一经爆出，就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事件的后续是：在事情发酵后，医院处分，后遭聊城市卫健委暂停执业1年，而能获取该药物的济南上线段真（化名）、将自备药物转卖给王玉青的王清伟均被刑拘。这让几名当事人深受冲击，当地还有患者生命垂危却因此被迫断药；起初维权诉求焦点是“药不对症”的王玉青，则成了“医生好心推荐新药，却被病患家属反咬”故事里的恩将仇报者，长时间遭到电话辱骂。
将当事人推进泥沼的，是与“假药”伴生的情法纠葛
这番结局，实在是让人唏嘘：身为逝者家属的王玉青无意于去揪出那条“假药”流通链条，她开始不知“假药”是仿制药、以为是“成分为假”的劣药，所以选择控告和举报，只是想反映“药不对症”，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被视作肿瘤圣手、良心医生的陈宗祥，因推荐“假药”遭处分，但从多方说法看，他像是出于救人的好心，而非从中牟利的企图；段真、王清伟等则都是癌症患者家属，都因为亲人患癌而接触到“卡博替尼”，他们把“假药”给王玉青，其目的也主要是“帮忙”而非赚一大笔，最终却因涉嫌销售假药罪遭刑拘。
所以，有人说这是黑色版的《我不是药神》，有人说这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但无论是哪种，都不是皆大欢喜的收场：陈宗祥、段真、王清伟等人，虽然扮演了“假药”流通链条上的重要角色，但解了很多癌症患者的燃眉之急；王玉青所指的不是“假药”而是“药不对症”，却无法控制事件走向和舆论歪楼，以至于她也觉得委屈——“我们才是受害者，我的爸爸吃假药死了，我们需要维权，为什么别人还要来骂我？”……可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
对舆论而言，对这里面是与非的评判，也不必泛道德化：陈宗祥给身患膀胱癌和肺癌的王玉青父亲开了“卡博替尼”，到底是不是对症施治，需要医学层面的研判；段真、王清伟等算是聊城版“药神”，可其行为确实可能面临法律审视；维权的王玉青，“正打歪着”地掐断了“假药”流通链条的同时，也掐灭了部分患者希望，但并非故意。
将他们推进“多方共输”泥沼的，是与仿制药式“假药”伴生的情法纠葛。“卡博替尼”是种多靶点的广谱抗癌药，被称为靶向药中的“万金油”，在临床试验的适应症包括肝癌、软组织肉瘤、非小细胞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肠癌等，它还跟AZD（奥希替尼）被许多肺癌患者称为救命两大神药（故陈宗祥为患肺癌的王玉青父亲推荐“卡博替尼”未必是乱开药）；据科普，膀胱癌的靶向药主要是阿特朱单抗（Atezolizumab）。这些都不是劣药，却是所谓的“假药”，虽然有效，但为现有法律所禁止。
如果不是所谓的“假药”流通还处于黑色地带，陈宗祥和王玉青的医患纠纷，完全可以置于常规的医患纠纷协调处理机制下解决，而不必闹到执法部门介入的境地；段真、王清伟等也不用被牵连，王玉青亦能免于被道德口水淹没的舆论处境——就在昨日，《华商报》还报道了“29岁‘药神’涉嫌销售治乙肝‘假药’被刑拘：想找买药患者为自己写求情信”，这位“药神”也是因此得咎。
▲3月8日，事件发酵后，王玉青家的牙科诊所被曝涉嫌非法行医，他们连夜摘牌。新京报记者付子洋摄
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越快见效，这类“情法纠葛”越少
从舆情看，公众普遍希望法律层面对陈宗祥和那些“药神”们“网开一面”，就像陆勇被抓后湖南沅江市检察院年1月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那般，也像前不久两名重庆版“药神”在一审被判缓刑，重庆市第五法院二审对二人免于刑事处罚那样。正如重庆版“药神”案承办法官卢俊莲说的，“裁判结果应当积极寻求法律的实质正义，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对案件作出合理、合法、合乎社会伦理的裁判。”
事实上，聊城这起案件中，不论是聊城市东昌府区公安局在发酵前以“情节显著轻微”为由，不予立案，还是被拘11天的王清伟被取保候审，都释放了些许司法善意。
比起个案裁判上的从轻从宽，更重要也更根本的解题思路还在于——通过对包括“仿制药”监管在内的系列政策的调适，来承接那些绝症患者借“仿制药”续命的真切诉求。
在这方面，国家已频密释放出制度善意：年4月起，国务院就明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零关税便已“启动”。7月份，李克强总理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特别批示要“急群众所急”，推动这些措施加快落到实处。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当月也表示，将在鼓励药品创新的同时，激励药品仿制。
这些“组合拳”的打出，无疑是从源头解决了许多癌症患者“缺药”的困境，对仿制药带来的“情法纠葛”进行了釜底抽薪。接下来，也希望这些善政能更快见效，让癌症患者能把希望放在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上，而不是寄望于各地“药神”。
所以说，对于聊城“假药”罗生门，最重要的是正视既有的“情法纠葛”，而非急着挥动道德大棒。当抗癌药降价保供机制的普惠效应更广泛、更强烈，附着在“药神”案件上的情理两难局面，才会更快地消失。
□佘宗明（媒体人）
编辑陈静校对刘军
